昔年丨蔡善康：饥饿年代的个人体验与记忆标本

蔡善康新三届 2023-05-29

作者的话：今年是人民公社化60周年。我是老三届，亲历三年困难时期，安徽更是灾上加灾。这段历史不能淹没，普通百姓的苦难至少要被记录。我根据自己亲历的往事，写下一组纪事散文，共四篇。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我以人格和党籍保证，所记件件是实。

作者简介

蔡善康，1951年生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安徽省作协会员，巢湖民歌研究会会长。

原题

狗日的粮食艰巨！

（系列纪事散文）

但凡60岁以上的老人，恐怕都不会忘记一句熟悉的专用词汇，叫“粮食艰巨”，它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标记，它刻骨铭心地占据在我们不死的心里，无论谁都无法把它抹去——就像一只自欺欺人的猫，拉下了肮脏的污垢，却企图用爪子趴来泥土将它覆盖。

就在我们高唱着“吃饭不要钱”的动人歌谣时，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一个名为“粮食艰巨”的黑色的时光隧道。它留给这一代人太多荒诞而恐怖的记忆。记不清是哪位学者说过，“假如一场悲剧即将降临，那么，此前总是有喜剧，甚至是闹剧向世人预告，甚至是警示”，果不其然。

至今我还怀念那段不可思议的好日子，墙上到处涂写着“吃饭不要钱，共产主义在眼前”的字眼。村村办起了大食堂，那阵势我见过，每到开饭钟声敲响，各家老老小小，个个自带碗筷，鱼贯而入食堂。大饭桶热气瀑天，白米饭敞开供应，菜肴虽味道一般，却也有荤有素，源源不断。风扫残云不到一个时辰，人走堂空，只剩下剩饭残菜满地狼藉。

我的小伙伴们，每天到学校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眉飞色舞地攀比着、炫耀着，看谁今天在食堂里吃的饭多、吃的菜好。可是，好日子就好像是魔术师表演的一段梦幻场景，轻轻一口气吹出去，便转瞬间烟消云散，天堂似乎跌进了地狱般的深渊。

1958年秋天，萧瑟的寒意过早降临，到处可见在寒风中哆嗦的人们，不约而同却又无奈地凝望着高天滚滚涌动的一团团沉重的阴云。一场凄风苦雨，带着报复般的仇视，向大地袭来，大地猝不及防。

系列纪事之一

怎一个“逃”字了得

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终于不期而至。

生产队的大食堂冒烟的时候越来越少了，我的同学们上学迟到的越来越多了，逃学的也越来越多了。为了节约粮食，食堂改为一日两餐，学生上学时间两头够不着，常常挨饿。坏消息一天比一天可怕。到处传来口粮不足、甚至断炊的消息，社员们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二三两（十六两制的二三两，相当今天的100克左右），有的村庄食堂几乎要关张了。饥饿的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，人们纷纷寻找各自逃生苟活的一线生机。

最早让我领教危机的是一个姓W的老师，他是个快60岁的瘪嘴老头，成天戴顶酱色的“马虎帽”。当时他掌管着小学校十几个教职员工的集体粮本，每个一个季度核批一次粮油供应计划，粮管部门要在这个粮本上签批盖章。上面最多时会有近千斤粮食指标，这在那时，不能不说是个天文数字啊，谁把它握在手，谁就卡住了十几号人的生命咽喉。

一个周一的早上，一条可怕的消息在学校传播开，老W裹带着学校的粮本逃跑了！而且从粮站得知，他开假介绍信，把全校三个月的近千斤粮食指标全部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也带走了。真是家贼难防啊！学校一下子炸了锅，有些像我母亲一样拖家带口的女教师急得哭了起来。仿佛一场灭顶之灾会即刻降临。

此事当然会惊动一些穿警服的人，他们也来问了几句，可是上哪儿去抓这个W老头呢？最后，学校向上级申请，经过层层审查，费了好一番周折，上面才把失去的粮食标准，按七折补发。阿弥陀佛，虽然要勒紧裤袋，但算是“大难不死”。

说来玄乎，据后来有人透露，其实这件事是某个领导和W老头合伙串通干的缺德事，可是没有证据谁又怎奈何？那个W老头从此也杳无音信。不过从那以后，粮管部门一改按季度核批为按月核批了。我们的“粮食安全”终于有了保障。

和W老头相比，还有一个逃命苟活的就没这个幸运了。

他是我们学校一位年轻的X校长，这位党员校长很注重对师生的政治教育，每天放学前的操场上，面对一天比一天稀拉拉的学生队伍，他总少不了要进行一番严厉的训导，无非都是老一套：先是引经据典地比比过去遭遇旱灾的苦难，再就是要珍惜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，好好学习，不要缺课迟到等。

可他声嘶力竭的叫喊，仍然无法遏制住日益严重的“流生”势头（其实有些学生已经饿死了）。以致后来无法正常组织学期考试，学校为了应付上级检查，只好让我“越俎代庖”，一个人代填写了一个班级的考试卷。

为了制止学生逃学，这位校长还想了一个“妙招”，学校和生产队长合起伙对付学生，生产队把学生的饭票子放在学校老师的手里，来上学的，放学时就发一顿饭票，否则，就得挨饿，这个法子倒是很灵，可苦了同学们，在放学的路上，有的走着走着就晕倒在地了。

母亲是低年级班主任，实在不忍心对付这些幼小的生命，便悄悄把缺席同学的饭票让大同学带回去，为此她挨了校长一顿训斥。可怜一个曾经轰轰烈烈的中心小学，短短一年时间落到如此败落的地步！然而，更无法预料的是，这个学校的最先“崩盘”，竟由校长的“叛逃”而起。

校长和他的妻子同在这所乡村学校执教，一个是校长，一个是教师，人们都羡慕他们是“夫唱妇随”的幸福一对。妻子F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，她老家在南方某省，在家是个娇生惯养的宝贝女，因为和校长是师范同学，便远嫁安徽，本指望能有个“夫唱妇随”“花好月圆”的好日子。可现实饥肠辘辘的痛苦让她无法坚守昔日的梦想。于是，在一个暑假回娘家探亲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，她放弃了在安徽的教师职业，宁愿在南方当一个纺织工，这样她至少可以填饱肚子了。

或许是思妻心切，或许也是难耐饥饿，或许是“信仰”不再，或许更是每天面对师生的“训话”已无法自圆其说。在坚守了几个月之后，校长终于背叛了他对师生们慷慨激昂的“誓言’，撕下了一校之长的最后尊严，做出了一个糊涂的决定，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，“丢盔卸甲落荒而逃”，躲进了南方的“温柔之乡”。

无法想象这个“逃跑分子”被抓捕归案的细节，无法想象他们夫妻分别的凄凉境况。当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，原先潇洒帅气的小分头变成了光头，被这边的公安人员押解回来接受批斗了。他此后的下场很可怜，夫妻自此劳燕分飞，他本人被押解回原籍农村劳动。值得欣慰的是，二十年后，他被甄别平反恢复了工作，但此时他已现龙钟态，只能给学校看大门了。

现在时兴选什么年度热词，如果那年头也有热词的话，那“逃“字肯定也是上榜无疑的。我们都记得，电影《焦裕禄》中有个感动人心的镜头：县委书记在火车站目送兰考群众外出逃荒，眼含愧疚泪水。不过，这恐怕是个特例。其实当年，对地方政府来说，群众外出逃荒是件令人忌讳的“家丑”，火车站严格控制远程购票的人员，没有介绍信是购买不到外省市车票的。

但即便如此，也阻挡不住一拨拨“逃心似箭”的群众。逃荒队伍绝大多数是农民，吃糠咽菜的生活已经将他们逼上了绝境，要想活命就得逃！稍有点“歪才”的人，用肥皂就可以刻一个像模像样的公章而蒙混过关（这样的“介绍信”一斤大米可以换一张），比起当年伍子胥从这里逃命要容易得多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饥民们逃生的方向多是向南，一拨是往上海，此时上海市场的副食品供应相对充裕。说来真纠结，当时安徽是上海重要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，到头来，安徽人却饿着肚子到上海去乞讨。难怪多少年后，一个来安徽插队落户的上海女知青说，安徽人傻笨，所以厚道，上海人精明，所以刁滑。

逃往上海仅仅是可以买点低档的副食品，高档的是要凭票的，想在那里立足谋生更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是短时间的逗留。尽管如此，去的时候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人，甚至是濒临死亡的“浮肿病”人，回来的时候个个都是体重增加面色红润，“人是铁，饭是钢”，民间的这句俗语堪称真理中的经典。

我的一个姓Z的同桌同学，他的父母为了救活几个孩子，变卖了家里所有的值钱东西，“逃跑”到上海，待了大约一个礼拜后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悄悄回到家，带回了许多糕点、罐头类的食品。

在饥饿中煎熬的好多天，全靠吃米糠和花生壳子面的Z同学，狼吞虎咽大吃一顿，睡到夜里心有不甘，又瞒着父母弟妹，偷偷地大吃，结果已经“适应饥饿”环境的肠胃，猛然接纳了如此大量，且不易消化的食物（他原本已经好几天拉不出大便了），机能无法运转，天还没亮，Z同学竟活活地胀死了。据说临死前，他痛苦地睁大着眼睛，肚子挺得像一张紧绷的鼓皮。

母亲是Z同学的班主任，第二天，当同村的孩子们把这个匪夷所思的噩耗告诉她时，盯着他的空座位，她悄悄地为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流下了辛酸的泪水。Z同学被一张破席草草掩埋在乱坟岗上，几年后，一次偶遇，他母亲紧拉我母亲的手泣不成声，“我该死啊，逃命不成反丢了儿子的命！”母亲沉重地告诉我，看她的样子，她想起了祥林嫂。祥林嫂对于我不陌生，此前，我看过的那个叫《祝福》的电影。

还有一拨“逃跑”的农民，他们算是幸运的。他们举家乞讨到江西鹰潭，在一个叫“耳口冷水”的山区林场落脚谋生，结果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引动了一大群“北燕南飞”。当教师的母亲常常给乡下人念信或代笔家信，我才知道那里缺乏劳力，更稀罕这边逃过去的女人，谁家能给一顿饱饭吃，就可以娶个媳妇。虽然在那边落脚了，但他们仍然想念家乡和亲人，一再表白，等老家能吃饱肚子时，他们还是要回来的。他们说得很实在，但很酸楚。

还有一些很让人难以启齿的事，当年逃荒的人群中，有不少是拖儿带女的妇女，为了谋生，便和当地的老单身“非法”同居，甚至还生了孩子。对于这种临时的“搭伙”夫妻，当地从来都是不管不问。可等到这边老家能吃饱饭了，又不得不忍痛丢下亲骨肉，回来和自己“正宗”的丈夫团聚。

虽然这些人后来大都回到了家乡，但也有例外的，我曾经认识的一个很能干的巢湖人，在那边张罗着用一种俗称“骚狗蛋”的土炸药炸狗獾子，准备攒点钱“衣锦还乡”，结果出了意外，炸折了胳膊，自觉无颜回乡，一把老骨头永久地丢在异乡了。

系列纪事之二

同一屋檐下

亲情在文人们的笔下，总是闪耀着崇高而又纯洁的光环，可谁能料到，在那日复一日，绵绵无期的生死煎熬中，亲情却又显的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。

1960年代初，母亲在城北郊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，从乡下进城，都要经过一片旷野，因曾经是个柴草交易的市场而得名“草城”，好些年后才升级成了“草城街”。而此时没有交易只有荒凉，人们常常可以看见路边被丢弃的婴儿，有时尚可听到襁褓中嘤嘤哭泣，有时已是一具冰凉的尸体。

老妻有这样一段儿时的回忆，她是大年初二出世，而她的一个堂姐是大年初一出世，当年全村人都以为这是好兆头。谁曾想，在1959年初，一个青黄不接的饥饿季节，为了给孩子一条活命，还不到四岁的堂姐，被丢弃在这里，从此杳无音讯。垂老的伯父母直到临终前，还念叨着这个不知死活不知下落的女儿。

现在的年轻人，谁会知道，在如今一片灯红酒绿的地面上，曾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定点“驿站”？近几年，风行起一股“寻亲”的热潮，在寻亲人流中，有一拨就是那个年代被丢弃婴儿。不难想象，分离半个世纪的亲人相见后，该是怎样的一个伤感、庆幸、痛苦、抱怨、悔恨、愧疚的尴尬场面。

学校里有个瘦高的L老师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都是学校附近的农村人口，他虽是国家教师，有一份供应的口粮标准，但官家派驻的一个委员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每一个教师都要和农民一样吃食堂，无疑，这是对教师口粮的又一次剥夺。

L老师全家五口每天从食堂里打饭。谁料到，就是那么些掺杂青菜萝卜的米饭和稀薄得照见人影的米汤，竟让这个家庭陷入了不休的争吵，或是为了米汤的稀和稠、或是菜饭的多和少，大家互相埋怨指责，都认为别人多占了自己的那份口粮。

无奈“黄牛角、水牛角，各顾各”，大家一致决定“单吃”，各自去食堂定量打饭，吃菜问题自然也是各自解决。令人称奇叫绝的是，这种“新体制”非常有效，分开后，三个儿子最小的才十二岁，他们的偷盗积极性被充分调动，胆子大办法多，且目标小，居然平稳地度过了灾难。L老师有国家供应粮垫底，也还好过，唯独妻子患了浮肿病，又不善于偷盗，结果还是没熬过那个最寒冷的冬天。

多少年后的，当我和妻子聊起这个心酸的往事时，她却和我述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，关于她祖父的故事。

妻子的祖父原是个身材魁梧的庄稼汉，干活麻利，饭量也很大。可是，面对日复一日饥饿的煎熬，面对孙子们嗷嗷待哺的哭闹，他只有两条选择，自己要活着，必然要从儿孙们的口中抠出一点粮食，要儿孙们活着，他自己料定扛不过这场灾难。这个善良的老人，能有什么选择呢，为了省出自己的那份口粮给孙子吃，他索性吞食大量老鼠药，结束了生命。而家中则瞒着村干部，秘不发丧，连续几天多领了一份口粮，给儿孙们留下了一段温馨而又悲惨的回忆。

其实，这两件事都是真实的，也只有在那个年代，才会出现这类互为极端的悲剧。

一直以来，某些人总是以“自然灾害”来为那段饥荒做注脚，记得在1962年的一个七千人大会上，有个大人物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，不过，时隔四年，人家说他是恶意攻击，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？

记得在那个有十多个老师的中心小学里，确实有一位说话最算数的Z老师，他是学校唯一的“党外积极分子”，为了争取入党，他没少“积极”，他一举手一瞥眼都透露一股子“左派”的霸气。据说在反右期间，他曾活活打死一个姓S的右派分子，而这个右派分子就是曾对他悉心培养，并扶持他走上教师岗位的“恩师”。他曾是我的语文老师，可他心思全不在教学上，就是这个把“隋炀帝”读成“惰炀帝”的左派，却总是超规格地代校长言，那个党员校长也乐得有他这样一个唱红脸的帮手。同样是平起平坐的教师们都对他畏惧有加，像母亲这个有着反革命家属身份的女教师，更是见他便绕道走。

我亲眼目睹了Z老师为了能经受党组织的“考验”，当众对妻子儿女大打出手拳脚相加的残酷一幕。事情的起因是为了响应公社党委的号召，积极捐献棉衣棉被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并非为救灾而捐，而是公社实际棉花产量根本完不成国家下达的上缴任务，为争先进夺红旗，党委会研究出了一个“好主意”，让干部社员踊跃“捐棉”。捐献点就设在公路边，捐献的衣被，当场就会被拆开，撕成碎片，投入机器加工成棉卷，并立刻放入箩筐，上面插上小红旗，敲锣打鼓地送往县城。

那时，我家人口少，每年只有几两棉花票供应，母亲无奈，只好捐了她自己的一件薄棉袄，为此，她还受到校长和Z老师的抢白和嘲弄。Z老师那时正是浪头上的红人，这个表现的机会岂肯错过？他带头做表率，义无反顾地从家中抱出一床崭新的大棉被，谁知他的妻子从家里追出来，死死抱住棉被不放，并哭喊着：“我们娘仨就靠这床被子过冬，你抱走了，让我们死啊！”“求求你可怜我们娘仨吧，他们可都是你的亲骨血啊，冻死了，哪个给你家传宗接代啊！”

哭喊声让周围的群众伤神落泪，但Z老师不为所动，竟挥拳打起女人，女人还是不松手，发疯似地咬起Z的手，Z恼火万分，飞起一脚，把女人踢进路边的水沟里，头也不回地抱起被子，亲手把松软雪白的新被絮撕扯成片片碎叶，女人的哭泣声也在风雨中被一声声撕裂。

那次Z老师受到了公社党委的表扬，但却未能如愿入党，也许他的“壮举”让谁都会不寒而栗，心生惧怕。没想到的是，在母亲调离了那所学校不久，政治风向变了，他受到处分并坐了几年牢。并且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他多次申诉，也没有被“平反”，似乎没有人原谅他、同情他，更没有人愿为他提供片言只语的证明。究竟是历史教训人？还是命运捉弄人，早知今日，不知Z老师是否后悔当初。

系列纪事之三

斯文是如何“扫地”的

那是一个雨雪交加的早晨，我和母亲一同进城，路过街口。见许多人在围观，我们走上前去，只见几个人正在合力痛打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。原来这户人家的孩子，正坐在自己门口吃着一块面粑粑，那女人乘孩子不注意，猛然抢下孩子手中的早餐，狠命地往自己嘴里塞。

孩子的哭叫声引来了他的父母，父母一边大声苛骂，一边拼命抢夺。但女人低下头，死死护住这块入口之食，那夫妇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女人的头上，孩子也紧紧揪住女人的头发不放，女人完全不理会，也丝毫不还手，只顾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最后一口，方才抬起头，扑通一声跪倒在这一家，“大爷大妈对不起，来世变驴子变马报答你一家！”

围观的路人见此境况，都黯然无声地离开，雨雪中只有这一家三口和那个女人的哭泣和叫骂声纠缠不清。人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了，城里、乡下、食堂、饭店里常常有抢食的故事发生。我曾亲眼看见我的两个老师，为了争抢一把食堂的大锅铲，以便舔食上面剩余的米粥，而打起架来。我也亲眼见到一个年轻的D老师，利用保管学校食堂粮食的便利，对大米掺兑水分丑行败露后，被开除团籍的猥琐和狼狈。可谓斯文丧尽。

那年头，饱吃一顿是“奢望”，是要付出“冒险”代价的。大约是1959冬天，母亲所在学校的老师们晚上都要加班备课、批改作业，其实已经无“课”可备、无“业”可改了，可还都是硬撑着等着。原来，母亲宿舍的床铺底下有个和床铺一样大的腰子盆，就是农村用来在河里夹河泥的木船，里面盛满了一船麦子，这是学校师生们勤工俭学开荒种地收获的成果。学校以来年需要麦种的理由，留下没有上缴国家。

从此，每到夜深人静后，校长就会安排几个老师悄悄从床铺底下弄去一些麦子，淘洗后，然后在石磨上磨成水面，再摊烤成面粑粑，给每个老师分一点“夜餐”。我当然没权利享受这份待遇，可刚满9岁的我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偷偷摸摸地给我留着，到第二天给我加点“小灶”。结果被校长发现，把母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顿。

从此，母亲不敢留了，每到半夜，就把我睡梦叫醒，让我稀里糊涂地吞下“夜宵”。直到后来，我成了习惯，上半夜睡不着觉，老是睁大眼睛，咽着口水，等着这半夜的美食。

终于，没等来年种麦的季节，腰子盆里的麦种全吃光了。没多久，校长也“逃跑”到广西，投奔他老婆去了。听说，他被押解回来批斗时，“偷吃”麦种自然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。

“偷吃”像瘟疫一样在农村迅速蔓延开来，偷的东西五花八门，没长大的蔬菜萝卜、青涩的梨子桃子、半熟的麦子稻子，反正所有可以用来充饥的庄稼都是“偷盗”的对象，甚至是生产队仓库里的谷物种子和藏在地窖里的种山芋。

那时节，社员家里开伙做饭是犯法的事，社员家里连锅都捐出去炼钢铁去了。偷来一点食物，一般都在夜晚才在家中用盆盆罐罐容器的烧煮。可是，门窗可以关紧，灯盏可以熄灭，气味却是自由流动的，谁家若是晚上在家中动烟火，那个米饭的香味啊，全村都能闻得到，而且特别诱人垂涎。

坏心眼的生产队的干部偏偏挑在这个时候，像夜猫子一样在村子里转悠，谁家有米饭香，立即破门而入，一般都是连锅端“没收”。若是能当场查出是偷盗的证据，轻则辱骂，或是扣减食堂供应，严重的则是人身体罚，我常常在半夜里，被从生产队食堂里传来的，吊打偷盗社员的哀叫声吓醒。久而久之，食堂房梁的油漆被吊人的绳索磨出了清晰的痕印。

其实，没收的食物最后全都给这些队干部吃掉了。当年流传一句童谣“一两二两，饿不死队长，一钱二钱，饿不死炊事员”，生产队长和炊事员是那个时代农村含金量最高的职业。

在我幼小的人生经历中，也有过一些不光彩的偷吃劣迹。说来惭愧，我和发友兆凯已有半个世纪的雷打不散的交情，但谁能想到，我们最初的友谊，竟是从合伙偷盗开始结盟。有一次，我们在学校后面的胡萝卜田里用树桩偷挖胡萝卜，挖出一个，来不及水洗，就用衣袖擦擦泥，赶紧塞进嘴里吃起来，满嘴唇都是黑乎乎的泥巴，我们互相望着，竟然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忽然我们被村头一个社员发现了，他一边远远地吼着骂着，一边跑过来要抓住我们，我们吓得撒腿就跑，可是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怎么能跑得过一个成年男子，结果由于我跑得慢些，被他“俘虏”了。

奇怪的是，当他知道我是杨老师的儿子，便把我训斥一顿后给放了，原来他的儿子是母亲教授的学生，不过，我口袋里辛苦挖出的胡萝卜全给他缴获了。

初冬时节的一个下午。我两在野外无聊地瞎逛游。实在是肚子饿了，想找点吃的，我们终于转到田畴中间一处孤零零的生产队的仓库房边，偶尔发现仓库的墙壁上被掏开了一个洞，洞很小，只有小面盆那么大。我们高兴极了，趴在地下朝洞里窥望，发现里面有很多棉花种子。

棉花种子可是好食物，我们慌慌忙忙掏出来好多棉籽，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塞得满满的。然后在田埂上扒开一个小缺口，上边悬空横担几个树枝，把棉籽放在上面，再弄来一些干草，放在下面点火烧，很快，棉籽就发出清脆的爆裂声，我俩赶紧从滚烫的灰烬中掏出棉籽，像吃鸡头米果一样吃了起来，能嗑出壳的就吐壳吞籽，有些半生半熟的嗑不出壳的，就连皮带壳的咽下去了。

可是，吃着吃着就不对劲了，我们觉得肚子忽然不舒服，老是恶心要吐，头也是晕乎乎的。这时我们才嗅出了棉籽浓烈的怪气味，天哪，我们偷的棉籽全都是拌了“六六六”农药的。那可是剧毒农药，我们此前不但常常听到，而且还亲眼见过一些自杀，或误食六六六粉而死亡的事。

忽然，我们感到了死亡的恐惧，想跑，想喊，但是我们都已经呕吐的满身满地，而且头晕眼花得根本无法迈步，等死吧！渐昏渐晚的荒郊野外，没人会发现这田埂下卧躺的这两个“作死”的小可怜虫……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一阵冷风把我们从昏迷中吹醒，菩萨有眼，我们奇迹般捡回了一条小命。

更有一次“劣迹”，颇具讽刺意味。

农村本来是家禽家畜最主要的养殖地，可那几年，它们被“吃光、偷光、死光”，已基本绝迹，人民公社墙头诗中写的“鸡鸭嘎嘎叫，猪羊满圈跑”的描写，全是吹牛扯淡。那时，市场上鱼肉之类的副食品几乎绝迹，逢年过节，才按人头定量供应一点荤腥。

有一度时间，农村开始盛行养兔，因为兔子只吃青草，不吃粮食，而且长到六个月，既可以吃肉，也可以交配带窝，三个月就可以生育一胎，少则两只三只，多则六只八只，繁殖快。为了能指望有口鲜美的兔肉解馋，母亲化20元钱买了一对小兔子，这可是她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二。

从此服侍兔子成了我最大的职责，每天要到野外挑鲜嫩的野草回来喂兔子，还要不停地打扫兔子拉下的屎和尿，更头痛的是兔子很机灵，稍不留神，就会溜出去撒欢。老虎也有打盹时，尽管母亲和我处处提防，在兔子长到可以饱口福时，还是被人偷走了。

对我来说，这个打击太大了，它好比生生挖走了我身上的一块肉，我不吃不喝整整伤心地哭了大半天，嘴里不停地学着乡下妇女的语言，诅咒着这个可恶的盗贼，可是我的兔子却永远没回来。

我一直思量着如何补偿这个损失，终于一次难得的机会来了。一天傍晚，邻家农户的一只兔子蹦蹦跳跳地从我家房前路过，还停下来对我张望了一下，我忽然一阵冲动，窜过去一把揪住兔子的长耳朵，麻利地跑回家。可是，这兔子该藏哪儿呢？我灵机一动，找出一个好久不用的饼干筒，正好把兔子塞进去。

我忐忑不安地熬过了一个下午，我没敢告诉母亲饼干筒里藏着的秘密。到了晚上，邻居开始寻找不归家的兔子了，免不了要来我家询问，当然是无果而终，谁会想到饼干筒里会藏着兔子呢？等到邻居走了，我才战战兢兢地向母亲坦白了“错误”，母亲听了我的坦白后，十分生气，狠狠地一巴掌甩过来，弱不禁风的我一个踉跄撞在门框上，看着我嘴角流出的血滴，和一副百般委屈的可怜相，她的鼻子一酸，一把搂住我，轻轻拍拍我的头，什么话也不说了。

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母亲叫醒我，说要带我进城办事。她背着一个布包裹，一路上连拖带拽，匆匆领我到了城里一亲戚家。然后，迫不及待地打开布包裹，呵呀，原来是那个藏兔子的饼干筒。她麻利地宰杀了那只肥突突的兔子，借用亲戚家的炊具，很快就给我端上了一大盆美味的红烧兔子肉。

我已经好几年没沾过荤腥了，闻着那股陌生的香味，早已按捺不住了，兔子肉还没熟透，就已经在锅沿边向母亲蹭着讨吃了。母亲默默地，心情复杂地看着我，一言不发，那天她连饭也没吃一口，我偷眼瞧她时，发现她正偷偷地抹着眼泪，我感到恍惚不解。

多少年后，我才渐渐明白，母亲从小受的是一个绅士家庭严格的传统教育，加上一贯恪守的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，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学生的偷盗行为，她曾告诫我多次“从小偷针，长大偷金”，想不到如今却为儿子的偷盗打开“庇护”的绿灯，甚至成了“帮凶”，她的内心忍受着极大的煎熬，她为这种斯文扫地的“堕落”而伤感和忧郁，同时，也为这种“堕落”而感到无奈和无助。

系列纪事之四

草木无言人有泪

谁能想到，素有“鱼米之乡”美誉的巢湖，一时间，米成了最稀缺的商品。在非常隐蔽的黑市上，可以买到少量天价的米，一斤米高达五元。按母亲当教师月工资33元的中等水平计算，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来买黑市米才六斤半，还不够一只狗一个月吃的。为了让同样分量的米能变出更多的饭，人们不再淘米了，做饭前把米放在干锅里炒一下，一斤米大概可以多出半碗饭，饭里还夹着一股淡淡炒米香。再就是米少了，熬不成稀饭，都改成先用水将米泡酥软，然后在石碓窝里擂成米粉，再熬成米糊，这样显得更稠一点多一点，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的做法。

渐渐地，纯白米做饭已成为一种无法维持的奢侈和浪费了，两稀一干改为三稀，三餐再改两餐，有的最后干脆停伙。于是，官家号召“低标准、瓜菜代”，无论是食堂还家庭，在饭或米糊里掺加菜屑已成了普遍的节粮方式。

掺杂的菜屑各种各样，条件好的可掺加白萝卜、胡萝卜屑，但渐渐地，萝卜当粮食也是奢望了，开始以萝卜叶，红薯叶、菱角菜和各种无名野菜为主食。更可怕的是那些无法忍受饥肠辘辘煎熬的人们，只能靠喝水吃咸菜充饥，结果出现了大批“浮肿病”人。

浮肿病的共同症状都是面皮蜡黄，甚至透亮，全身肿胀由腿部开始，用手指轻轻一按，就会出现深深的肉窝，如果治疗不及时，肿胀蔓延到胸部，就会死去。浮肿病的真正病因就是营养不良，但医生们不敢说，光说要少喝水，少吃咸，可是谁能做到呢？喝水吃咸菜已经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了。

浮肿病使农村大量劳动力丧失，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威胁，这让官家很伤脑筋，毕竟“大办农业”的号召最终要靠农民来落实。一时间，几乎每个公社里都有了专门收治浮肿病的医院，抬着送来的病人，只要吃上半个月的炖黄豆加红糖，就会痊愈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有个习惯，每当我在山野田畴间漫步时，我总是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路边的草丛，就像在茫茫人海中寻觅昔日曾有过生死之交的朋友，总期待着有一棵熟悉的野草会向我招手摇曳，我不想遗忘它们，也不会遗忘它们——荠菜、马兰头、婆婆娘、剪子姑、黄花菜（蒲公英）、刀状菜、刺秸、甜菜头（野枸杞）、丫丫果，甚至是毛姑娘草、鸡拐草、野草莓……在那些春荒断粮的日子里，是它们给我充饥，尽管常常吃得我恶心呕吐，腹痛拉稀，但我仍对它们心存感激。

野草很快被挖光了，树皮也很快给扒光了，老鼠躲起来了，青蛙不见了，连癞蛤蟆、蚱蚂也很少见了。山上田野一片光秃秃，只有一人多高的蒿草如同一棵棵小树一样（人称“捣丧棒”）特别茂盛，有人说，那是因为埋的死人多了，山土肥沃了，所以它就发旺。

为了挖掘更多的潜力，掀起更大的节粮高潮，官家抓住春虽去秋还来的“机遇”，在全县发动了一次“小秋收”的活动。所谓“小秋收”，就是在主要农作物秋收完成后，还要继续收获那些农作物以外的野生植物根、茎、果、叶、皮，如红薯归仓了，但红薯藤上的茎、叶要收回来搭饭或做菜吃，还可以做饼馅；榆树皮、苎麻根可以和面做粑粑吃；辣椒、黄豆摘完了，他们的茎叶也可以吃；硬壳的栗果可以做成“豆腐”；河里的菱角藤、芡实（鸡头果）藤也可以做饭做菜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官家为了示范引路，专门召开了一次利用开发小秋收的现场会，会上琳琅满目地展示了各种小秋收烹饪和食用的成果，并说这些小秋收的营养比大米都要丰富。虽然这些扯淡的宣传喊得震天响，但没人打心眼里相信这些“鬼话”，包括宣传者自己。但这股“野风”从此却愈加猛烈地嚣张，甚至荒唐起来。

小秋收现场会召开不久，不知是哪级官家的规定，学校教师的供粮标准每月被核减了六斤，要求被核减的部分，从自创的”小秋收”当中补偿，这分明就是明火执仗的“抢劫”。就这么一点粮食供应，集中到生产队食堂，已经要经过一次盘剥，现在又扣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标准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教师们人人心存怨恨，却不敢怒更不敢言。

我很幸运，因为我尚年幼，不够自创小秋收的条件，所以没有扣减我的供应标准，这样一来，我的口粮竟然和教师是同样的标准了，从此，我每天在食堂里领取的食物和大人们是一样的分量。

这样的幸运没有多久，厄运降临了。那是每半个月才有一次的中餐白米饭，食堂炊事员按规定给我发了和大人同样分量的米饭，这时，守候在大锅灶边的那位姓胡的官家委员，是个黑瘦的北方人，说话侉里侉气，村里的孩子背后都骂他“胡狗子”。他有个怪脾气，每当食堂有点好食物的时候，他总要在大锅灶边“蹲守”，虎视眈眈地窥伺着来“打饭”的每一个人。当那位胡委员看到我的小饭盆里有两个成人量的米饭时，他问炊事员为什么小孩和大人的米饭分量一样，炊事员如实解释，但他却命令炊事员，马上扣回已打进小饭盆一部分米饭。

我一听要夺回我的米饭，便慌不择路拔腿就跑，谁知他不依不饶，竟追赶起来。村子里是一些七弯八拐的石头巷，我非常熟悉且比较灵巧，他穿的是皮鞋，追赶的不太顺利，不小心，被石头绊倒在地，跌了个嘴啃泥。我那一盆饭是保着了，但祸事却闯大了。

那个阎王似的委员恼羞成怒，立即给公社的粮管员打电话，大声斥责。他根本不听粮管员的解释，说“你若不把他的供应标准扣下来，我要代表群众控告你！”粮管员怎敢违抗党委领导？果然到了第二个月，我的供应标准也扣减了六斤。胳膊如何能拧过大腿？

述说着一件件愁苦的往事，好像翻看一本散发着霉味的烂黄历，一页一页的光阴恍如隔世，那些凄风苦雨的纠结已经遥远遥远了。翻看其实是为了遗忘，也是为了寻找答案。答案究竟在何处？忽然，我想起那个不久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.迪伦的一首老歌：

“ ……

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能看清天空

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哭泣

要死多少人才会知道太多的人已死去？

我的朋友，

答案就在风中飘

……”

是的，鲍勃.迪伦无法给我们答案，就让它在风中飘吧，总有一天，它会飘落在地上，被我们抓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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